沧州铁狮子的考古争论

吕庆元

沧州铁狮子概况

沧州铁狮子，位于河北省沧县旧州古城内，距今沧州市区东南18公里处。铁狮子呈立姿，头南，尾北， 面偏西。四肢叉开，作奔走乍停状；巨口大张，正在昂首怒吼。其身长6.3米，身宽3米，高5.5米，重约40吨。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沧州铁狮子铸造年代

关于铁狮子的铸造年代有两种说法：大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和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两种说法相差六年。

（一）“广顺三年”说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沧县志》记载：铁狮右项及牙边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但现在铁狮身上已经没有这些铭文，按照孤证不为据的原则，仅此还是不够的。

但在民国《沧县志·文编》刘树鑫“民国十二年”所作的《古沧铁狮记》中提到：“故老谓：狮腹满铸佛经，且有多人名，今殊模糊难读。可识者胸前师子两字而已”。可见，早在100年前，铁狮上的字迹就已锈蚀殆尽了。

查阅其他更早的文件，如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沧州志》、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重修沧州志稿》、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沧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重修沧州志稿》均未发现沧州铁狮子铭文记载。但在咸丰《重修沧州志稿》的纂修者叶圭绶写给王国均的书信中曾经提到：“狮王得兄一番赏鉴，据以入志，何幸如之？近在本治，而旧志从不载其文字，岂知造之年月、之人，凿凿铸在狮身上耶！此番修志再一含混， 狮子埋没千古矣。”通过这封书信，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其一，咸丰《重修沧州志稿》之前的志书，均未记载铁狮子的制造年月、人名等；其二，咸丰《重修沧州志稿》中登载了铁狮子的制造年月、人名等。非常可惜的是咸丰《重修沧州志稿》今已部分遗失，其中就包括记载沧州铁狮子的《金石》三卷，殊为可惜！

咸丰五年的《重修沧州志稿》中有相关记载，但已遗失；同治十三年《沧州志》光绪二十四年《重修沧州志稿》虽未遗失但均未记载制造年月；民国十二年（1923 年）的《古沧铁狮记》中说到，那时就已经没有制造年代的字迹了。那么，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中的大周广顺三年铸铭文从何得来的呢？咸丰五年距今已160多年，但距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成书时仅78年。咸丰五年《重修沧州志稿》成书前无志书记载铁狮子制造年代，成书后仅民国二十二年《沧县志》有记载，我们可以推断民国《沧县志》修撰者参考了咸丰《重修沧州志稿》内容。

（二）“显德六年”说

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沧州志》记载：“周世宗北征契丹驻跸古沧，有罪人善冶，输金铸狮，镇城赎罪。”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六》记载了后周世宗柴荣，在北征时驾临沧州，直至病逝的经过。记载中，柴荣北征诏令发出后，十天内做好了出战准备，走了十八天才抵达沧州，在到达沧州的当天，就不顾疲劳，未经休息，继续北上，第二天到达青县，休整五日，又过了四天抵达霸县，次日抵达雄县。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柴荣虽抵达了沧州，但戎马倥偬，一天未待就走了，是否有时间关注一城之灾、一人之罪等琐事呢？我认为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且，周世宗柴荣素不信佛，在继位当年（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便下诏“大破寺院”，因此也被佛教徒称为灭佛“三武一宗”中的最后一位——“一宗”。柴荣为了筹措铜料，曾经下令融毁铜佛，在《资治通鉴》卷二九二中，曾记载他对劝阻他融毁佛像的大臣所说的话：“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可见柴荣本人并不信佛，所以罚罪人铸铁狮用以镇城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综上所述，结合沧州铁狮子造像历史特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大周广顺三年铸铁狮的说法是可信的。

沧州铁狮子铸造用途

关于铁狮子的用途，除了在“铸造年代”一节中提到的“镇城说”外，还有“镇海”“佛座”等说法。

（一）镇海说

沧州民间将铁狮子称为“镇海吼”，这一名字来源于一则美丽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沧州经常遭受大海侵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从山东来了一位技艺高超的铁匠，叫李云，带着两位徒弟叫窦田、郭宝玉，倡议百姓捐铸铁狮以震慑大海。在铁狮铸成之日，海中的恶龙来捣乱，铁狮与恶龙大战一场，斗败了恶龙，从此沧州不再受海水侵扰。百姓感念铁狮神威，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镇海吼”。

沧州人非常认同沧州本为“退海之地”的说法，对铁狮斗恶龙的传说颇多相信，但对具体退海时间和退海情况并不了解。《汉书》中的《沟渠志》《天文志》《元帝纪》和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及地方志中，都曾记载沧州遭遇水患的历史。统计相关记载，有三点颇值得注意：一是，在记载的43次水患中，注明“海溢”的仅8次，其中汉代4次，晋代1次，宋代1次，清代2次；二是铁狮子铸造前，“海溢”5次，但距离铸造铁狮的“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最近的一次海溢也相距633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河水“水溢”6次，距铸狮最近的一次也有138年，（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三是铸狮以后，百年内发生了3次，最近的一次仅相隔6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铸狮以前的近期，沧州水患不多，相反，在铸狮后，水患却很快来袭且更加频繁。因此，铸狮镇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二）佛座说

所谓“佛座说”指的是铁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这一说法早在民国《沧县志》中就有人提出：狮既在开元寺前，且背负巨盆，当即寺中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在1963年第2期《文物》期刊上刊文：座子上应该是文殊菩萨的铸像。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四：一是铁狮子原本和开元寺是一体的。据《沧县志》记载，“铁狮在旧州城内开元寺前”，应该认为是寺中的遗物。二是铁狮子背负莲座。莲盆在佛教中象征“清净”，常供佛于莲座之上。三是铁狮子腹内铸有《金刚经》。按照佛教仪轨，佛像铸造完成后，要举行开光仪式，将金、银、珠、宝、五谷、经卷放置在佛像体内，或在佛像内铸刻佛经。四是佛教典籍记载文殊菩萨骑狮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沧州铁狮子为开元寺旧物，是文殊菩萨的坐骑。

沧州铁狮子原来的位置

沧州铁狮子1984年11月22日进行了吊装移位， 由原位置向北移动了8米。这次移位的目的是抬高铁狮，避免长期水漫造成的铁狮锈蚀。但对于铁狮子与开元寺的位置关系，其实在考古学界，也是存在争论的。民国《沧县志》记载“铁狮在旧州城内开元寺前”，但在之前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和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沧州志》中，仅提到了“在旧州开元寺”，并无“前”字。那么铁狮子到底应该是在寺前还是寺内呢？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事实是需要注意的：一是铁狮子与开元寺是一体的，并非脱离开元寺而存在的独立物件；二是狮子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曾出现在陵墓、寺庙、宫殿前面，但是置狮必为一对，不超过正门高度，且背部均未承载其他饰物。而沧州铁狮子只有一个，且异常高大，背上又驮有莲盆。因此，我认为，沧州铁狮子在最初的设计中，并非寺前建筑。

如果铁狮子在寺内，那么它应当是在寺内哪个位置呢？铁狮子头南，尾北，面朝西，根据佛造像的规制，其背上的文殊菩萨像应是面西背东，因此可以推断铁狮子应该是在东配殿中，也就是通常佛教寺庙建筑规制中的“文殊阁”。

左图为王敏之先生根据史料记载和五代时期开元寺规制复原的沧州开元寺平面图。进山门后，中轴线为天王殿，左右两侧分别为文殊阁、普贤阁。铁狮子高5.5米，如加上莲盆之上的文殊菩萨，通高将达到10米左右，可以推测文殊阁也应该是一个高达十余米的楼阁。在其西面应该有一个同样规模高度的普贤阁，阁内应有骑乘白象的普贤菩萨。而无论文殊阁还是普贤阁，都仅仅是配殿，那么按照规制，作为主殿的“大雄宝殿”，规模高度应该更大。透过今日铁狮，可以想见当年沧州开元寺的规模。

根据史料记载和史家研究推测，沧州开元寺应始建于北朝时期，毁弃于明初。其间经历了三次重建、四次毁弃。铁狮子铸造于广顺三年（公元953年），非常不幸，仅仅一年之后，周世宗柴荣下诏毁佛。可以推测铁狮子背上的文殊菩萨铜像正是因为柴荣要筹措铜料而被融毁的，对面普贤阁的普贤菩萨铜像及白象也遭遇了相同的不幸。

沧州铁狮子的未解之谜

关于沧州铁狮子的很多研究结论，时至今日，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铁狮子保护过程中，我们曾经在铁狮北侧发现了开元寺遗址，但并未大规模挖掘。如果未来某一天，对沧州开元寺遗址进行考古挖掘，有可能会有普贤、白象或是其他碑文铭刻出土，相信很多我们的疑惑都会迎刃而解。